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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上都遗址

公元1251年,蒙哥汗在漠北即位,命其弟忽必烈总领“漠南汉地军国庶事”(《元史》卷四《世祖记》一)。忽必烈南下驻帐于滦河上游的金莲川地区,广征天下名士,建立了著名的金莲川幕府。1256年,命刘秉忠选择桓州东、滦水北建城郭 ,三年建成,初名开平府。1260年,忽必烈在此登基,继蒙古汗位,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。

一个在中国北方草原勃然兴起的蒙古大帝国,没有一个固定的都城,这对于习惯于定居生活和王朝统治的中原人士来说,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


公元1260年冬季,在哈剌和林过冬的忽必烈,已经清醒的认识到,通过几千里的草原、戈壁把中原地区的粮食和各种物资运到漠北,以保证庞大的中央机构、军队及迅速增长的都市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,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。同时他也意识到,大蒙古国的统治基础,已经在中原地区奠定,他要做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正统王朝的皇帝。于是,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汉人谋士郝经实行两都制的建议,便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。中统四年(1263年)大都(今北京)建成,遂将开平府改名为上都,亦称上京、滦京,这里便成为和元大都并列的草原都城。以大都为正都,是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,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;以上都为夏都,则可以北控大漠,南屏燕蓟,通过定期的巡守以联系漠北的蒙古宗王和贵族,稳定内部,保持蒙古旧俗,对蒙古民族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。元上都是北方游牧的蒙古族掌握政权后,建立的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都城。

元上都分为宫城、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,其中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,与皇城呈“回”字形。宫城为长方形,南北长605米,东西宽542米,墙两侧均用青砖包砌,四角建有角楼。皇城位于外城的东南部,大致呈方形,每边长1400余米,墙体两侧用石块包砌,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和蹬城的踏道。外城则是在皇城的西、北两面,由皇城的东、南两墙延伸修筑而成,平面呈方形,周长8800余米,全都用黄土夯筑。

公元1275年,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曾来到元上都,受到过忽必烈皇帝的接见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,留下了许多关于元上都的记录。书中写道:“内有大理石宫殿,甚美。其宫舍内皆涂金,绘有种种鸟兽花木,工巧之极,技术之佳,见之足以娱人心目”。

元上都作为元王朝的重要都城,其军事防御体系十分完备,在城外四周的山头上,一般都建有预警的烽火台。外城墙外四周挖有宽约26米的护城河,并筑有石堤护坡,以防坍塌。皇城的墙体外侧用石块筑有凸出于墙体的24个梯形马面。

元上都现存有13门。其中宫城3门,不设瓮城;皇城6门,外城4门,城门外均建有方形或马蹄形瓮城,现今还保留有城门楼的石柱础。元上都瓮城门的建筑十分有趣,凡东西向的瓮城门均为马蹄形,东西出而折向南开;南北向的瓮城门则均为方形,并是与城门相对,南北直开。城门虽大部因元末明初的战争而进行过封堵,但原建的迹象仍十分明显。这或许反映了元朝在具有强盛国力的前提下的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,亦或是表现了游牧民族跃马驰骋的豪迈气概。

元上都的外城,北墙开二门,南墙开一门 ,西墙开一门。北部平坦,不见建筑遗迹。西部靠近西门处有街道和店铺建筑。中部偏南,有一处大型院落,南墙正中设有院门,院内十分空旷,这也许就是当年栽培奇花异草和驯养珍禽异兽,以供宫廷观赏游玩的皇家园林所在地,即文献所指的御园或北苑。

元代诗人曾经盛赞的棕毛殿,也位于皇城北门外的外城之内。马可·波罗描绘它是用竹子作梁架,以金漆缠龙绕柱,劈竹涂金作瓦,殿内壁画花草百鸟,外用彩绳牵拉固定,高达百尺,广可容数千人同时进餐,故也称作“竹宫”。当时在上都举行的各种宴会中,规模最大,费用最多的“祚马宴”,就在棕毛殿举行。每逢宴会,王公贵族宿卫大臣均要穿皇帝亲赐的“质孙服”赴宴,质孙服就是衣冠颜色完全一样的服饰。因而“祚马宴”也称作“质孙宴”,要大宴三天,每天换一套服饰。可见当时上都宴会的空前盛况。

史籍记载和考古调查,元上都外城西门外,是商贾集散之地。而西门内的外城西面,则是百姓杂居,商贾云集,商肆遍布的街区。从现今地表仍可见到的纵横的街道和较小的建筑遗迹和院落中,我们似乎看到了当年繁华的市井、错落的商号和商贩沿街叫卖的景象。

元上都的皇城居于外城的东南部,环绕宫城而建。墙体也用黄土夯筑,但两侧墙表面全部用石块包砌,石灰勾缝,十分坚固。在墙体表面还砌有流水的石槽。皇城四角的角楼呈圆台状,高大壮观,高约10米,角楼地表还留有石砌的建筑台基。在皇城四周墙外,每面建有6个梯形马面,东墙马面至今保存完整。皇城东西各二门,分别为东门和小东门、西门和小西门,南北各一门,南门为明德门,与宫城南门御天门位于中轴线上。北门据史载,可能为复仁门。巍峨耸立的石砌皇城,至今依然可见往日的风采。在元代诗人的笔下,“山拥石城月上迟,大安阁前避暑时”(《元诗选》二集,戊集),“往来饮马滦河秋,滦水斜抱石城流”(陈旅《安雅堂集》卷二),就是上都皇城壮观景色的真实写照。

皇城内街道宽窄相宜,主次分明,以通向六个城门的主街为主干,两侧对称分布。皇城内设有许多官署、寺院和手工业作坊,但多数位置尚难考定。据史载和考古调查,大致可以确定的是位于皇城四角的四大寺庙。位于皇城西北角和东北角的两大佛寺为忽必烈所建。西北角的乾元寺,分前后两院,前院外围有一周回廊式建筑,现今主体殿基和两处碑亭遗址和后院的一处十字形建筑及东西配殿,依然清晰可辨。东北角的是大龙光华严寺,建筑规模宏大,分东、中、西三院。中院为主体,四周建有围墙,内有一周回廊式建筑,南门内侧两边建有对称的碑亭。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年(1265年)的上都孔子庙,位于皇城东南角,有前后两殿,外有围墙,庙西还建有房舍,以待学习儒教的国子生。表明了元朝对孔子的尊崇。在皇城西南角与孔庙对应的一座寺庙建筑遗址,至今地表仍可见到露出地面的,当时因基础出水而打下的成排的木桩,这是研究元代应用建筑力学方面的实物资料。此外,皇城内东西两端还分别建有道观和回回寺。

蒙古族从成吉思汗时代开始,就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保护政策。在上都城内自然就会有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并存的局面。各宗教派别为扩大自己的影响,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。公元1258年夏,忽必烈受蒙哥汗的委托,在新建的开平府主持了佛道的一场辩论。双方辩论至黄昏时分,忽必烈宣布道士失败,按照事先的协议,参与辩论的17名道士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,“削发为僧”,做了和尚。

元上都的宫城,墙体用黄土夯筑,外层是先自地基开始铺四层石条,其上再以青砖平砌,在墙表皮与夯土之间夹砌一层厚约1.4米的残砖。宫城四角也建有角楼。宫城建有三门,北墙正中为高大的双阕式建筑,故无北门。元代诗人就有“东华西华南御天,三街相对凤池连”(周伯琦《近光集》卷一)的描述。南墙御天门外,有两排建筑基址,很可能是文武百官上朝或候旨时的停留之所。元人有“御天门前闻诏书,驿马如飞到大都”(胡助《纯白斋类稿》)的咏叹。宫城内有30余处宫殿基址,除通向三门的丁字街外,街道布局不太规整。这是因为宫城的建筑,并不具有依一条中轴线,前后呼应和左右对称的建筑配置。而是每群建筑各有围墙,随地势和湖泊沼泽,自成体系的错落分布。体现了一种离宫别馆式的建筑特点。

上都城的宫殿,多见于史载,有名的如大明殿、鸿禧殿、鹿顶殿、水晶殿、穆清阁、大安阁等。其中大安阁是元军于1266年攻陷南宋汴京时,拆熙春阁迁至上都所建,高二百二十尺。元人有“大安御阁势苕亭,华阕中天壮上京”(周伯琦《近光集》卷一)的诗句,描绘了大安阁高入云霄的宏伟气势。元朝大多数皇帝都是在上都的大安阁举行登基仪式的。据《元史》载,阿沙布花曾随从忽必烈到上都,早朝时,因露水多而光着脚行走,忽必烈自大安阁望见,命门卫不许放其入朝。阿沙布花只好从墙下水道钻入。这一方面说明了在大安阁上可以居高远眺,同时也说明元上都有引排水的通道,而且夏季地湿而多露水。传说,元上都所在地原为海,海中有龙。在民间留下了忽必烈向龙借地的传说:刘秉忠建城时,因地有龙池,不能排干积水,于是奏请元世祖与龙借地,当夜三更,雷声大震,龙王飞上了天,第二天便能以土筑城。

在三街相对的宫城中心发掘出了大安阁旧址。从出土的雕花、龙纹汉白玉构件和石条地基及阿拉伯文石刻上,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当时宫阁辉煌、飞檐高耸的繁华景象,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。

元上都宫城北墙正中的阕式建筑,现存高大的夯土台基,建筑规模宏大,有学者认为应该是穆清阁的位置,也有人称其为司天台,孰是孰非,尚不得而知,但这一建筑基址是宫城中一处最为高大宏伟的建筑,则是不容置疑的。在诸多宫殿基址上,现在仍可看到残存的汉白玉雕花石刻、粗大的石柱础、各色琉璃瓦构件,绿釉的龙纹瓦当、滴水以及砖雕和瓷片等。使我们不难想见元上都当年金碧辉煌的雄姿。据元文宗至顺元年(1330年)的统计,上都路有民4万余户,近12万人,其中应有一半人居住在上都城区内,这在当时的北方地区,特别是草原城市中,应是人口非常集中的地区了。

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,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。元代诗人就有"西关轮舆多似雨,东关帐房乱如云"(《 元诗选》二集,戊集)的生动描述。现今的调查可见,东西两关的街道纵横交错,既有前店后院式临街店铺,也有规模较大的几进式高宅大院。北关则是行殿和兵营所在,考古调查发现了成排的营房建筑遗址。在南关明德门外的发掘中,曾经揭露了东西相连的酒肆和客栈的遗址,证明了元代诗人“滦水桥边御道西,酒旗斜挂暮檐低”(张昱《塞上曲》,《张光弼文集》卷三)、“滦河美酒斗十斤,下马饮酒不计钱"(马祖常《车簇簇行》,《石田文集》卷五)描述的真实性。

在元上都的北门外的龙岗下,有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设计修筑的一道拦河大坝,名为铁幡竿渠。此渠由龙岗东侧山岗下向西至上都城西北方的哈登台敖包山下,南折沿城西关外至闪电河。这是一项十分宏伟的排水工程。至今哈登台敖包之上仍留有当年的铁幡竿石基座。

此外,在元上都城东南的砧子山墓地,城北的卧牛石和一棵树墓地,分别发现了成片的元代汉人家族墓地和蒙古人的墓葬。说明当时的汉人和蒙古人是分开埋葬的。在砧子山墓地一座骨灰葬的石刻墓志上,刻有“上都小东关……黄得禄之位……"的字样,表明了此人居住在上都小东关的事实。另在一处葬有7个家族成员的墓地中,还发现了三个白种人个体,似乎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繁盛。

1992年,考古工作者在距元上都西北约35公里的羊群庙祭祀遗址,发掘出土了四尊比真人略大的汉白玉石雕人像,人像身着龙纹半袖长袍,端座于带扶手的圈椅之上,神态威严,气度非凡,足显皇家威仪。而这一区域正是《元史》所载,元代帝王祭祖祭天的场所,元代诗人就有“祭天马酒洒平野,沙际风来草亦香”(萨都剌《上京即事》,《萨天锡诗集》前集)的诗句。

历史上多少曾经的辉煌与繁华,在人去楼空、风烟散尽之后,留下的往往是累累的废墟。废墟是颓败的、甚而至于悲壮,但在它的积尘深处,往往淹埋着富于生命力的文明,那是一些碾成了碎片而依然光亮的文明,一些让人神往而缅怀的文明。

蒙古民族在其创造世界历史的同时,也创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。茫茫草原,蓝天白云,成群的牛羊,飞驰的骏马,如白莲花般的蒙古包,是这一文化的真实体现;而骑马、摔跤、射箭则是这一文化的精髓所在,至今仍是草原上盛大节日的传统竞技项目。

上都城在元末农民起义的战火中毁灭了,而它的遗址则一直保存下来,上都的名字也长久地在草原上留传。这座曾经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都城,也永远地留在了马可·波罗及许多西方人的记述中。元上都遗址是属于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,正如西方一位学者所言"这是一座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"。保护、发掘和研究这座曾经是世界大都会的“文明的废墟",把凋零的碎片拼读成人类文明的教科书,永远是现代人的神圣职责。


Time:2015-06-18 浏览次数:2212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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